文/周伟东
青年毛泽东主张:“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经历晚清到民国初年不断变化的政治思想的洗礼，青年毛泽东对革命理想的认识日益深化，认识到要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除了读奇书以修学储能之外，还需要交奇友以共同奋斗。那么，青年毛泽东的交友到底奇在哪里？
目标之奇
1910年秋，青年毛泽东走出韶山冲时就立下了“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大志向。为了学有所成，他一面不断考学择校以寻找良师，一面在学习生活中结交益友。在湖南一师学习期间，他深刻认识到“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其交友的目标是希望得到朋友的帮助，成就一番事业。
一是“欲借外界以为策励”，实现学业有成。1915年9月27日，毛泽东致信好友萧子升说明自己求友的直接动因：“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策励”即督促勉励之意。一个人的自制力总是有限的，即使勤勉自律如毛泽东仍然觉得自制力不足，想借朋友之力督促自己。显然，他律可以补自律之不足。相互策励是前提，相互学习是关键。青年毛泽东特别强调朋友间要相互学习，交流心得。他跟萧子升坦言：“己有得，未尝敢不告于人；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只有相互学习，才能共同提高。要学习就要广交朋友，因为“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通过向朋友学习，可以增长见识，精进学问，进而建功立业。以他律促自律，以互学促提高。这是直接目标。
◆1915年9月，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信。
二是渴望团结更多朋友共同救国救民，成就伟大事业。青年毛泽东曾效法梁启超之号“任公”，取名“子任”，意即以天下为己任。辛亥革命之后，青年毛泽东立下教育救国的理想，于1913年春考进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一年后并入一师。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日本借机对德宣战，占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青岛和胶州湾，加紧侵略中国。1915年5月7日，日本下最后通牒逼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师学生筹资刊印反映国家局势的爱国文集《明耻篇》，揭露日本阴谋，宣传爱国思想。毛泽东在封面上题写了四句话表明强烈的救国志向：“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救国是爱国者共同的事业，但毛泽东甚感在校不自由，“俦侣太恶”，因此致信亦师亦友的黎锦熙说“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毛泽东希望团结更多志同道合的爱国者共同救国救民。这是根本目标。
因此，青年毛泽东的交友目标，奇就奇在不仅是为了相互策励、进德修业，更是为了寻找同志、救国救民。
标准之奇
青年毛泽东志向远大、自视甚高、律己极严，择友的标准也很严。因为感到“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所以他要交的不是平庸之辈，而是奇友，是“非常之人”。什么样的朋友才称得上奇友呢？
◆1915年秋，毛泽东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
一方面是“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1915年9月，青年毛泽东在《征友启事》中写道：“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这里主要讲了四条征友标准：意志上要能吃苦耐劳，政治上要能为国献身，思想上要像屈原一样有崇高理想，志向上要与自己志同道合。标准之高，绝无仅有。一般人很难达到以上标准，加上国人性格多内敛，能应征、愿应征且敢应征者寥寥无几。这次征友据说一共征到了三个半朋友，大浪淘沙，其中有两个后来投靠了反动派，毛泽东没有提及过他们的名字，还剩下一个是罗章龙，半个是李立三。罗章龙、李立三后来都成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
另一方面是不谈金钱、不谈家庭琐事、不谈男女问题者。据毛泽东的同学周世钊回忆，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有三样东西不谈，“那就是钱、家庭琐事和男女恋爱”。而这些是青年学生下自习课后在寝室中常聊的话题，这也许是毛泽东深感“俦侣太恶”的原因之一。毛泽东常趁这段时间到路灯下看书，或者锻炼身体，等大家安静了才归寝。毛泽东主张朋友之间不谈金钱、不谈家庭琐事、不谈男女问题，要谈就谈大事，如“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有一次，毛泽东去一个同学家里，那个同学和他谈起“买肉”的事情，并把佣人叫来，吩咐他去办此事。毛泽东听后十分生气，拂袖而去，从此与该同学断绝了关系。同学陈赞周评价毛泽东：“择友甚严，居恒骛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俛视之慨。”就像从高天上俯瞰大地，那些庸俗的人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有志爱国、超凡脱俗，这样的奇友从哪里找呢？一是青年学生，即和自己身份相似的青年才俊。二是下层群众。毛泽东认为：“屠沽贾衒之中，必有非常之人。”即市井中杀猪卖酒的小商小贩中往往隐藏着奇人异士。所以，青年毛泽东要交的奇友不是有钱有权的精英人物，而是普通百姓中的踔厉奋发之士。可见，毛泽东“不是要攀龙附凤向上巴结”，追求个人谋职升官发财，而是目光向下，着眼于救国救民而结交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易言之，青年毛泽东的交友标准有五：一要爱国，二要勇毅，三要有志，四要有才，五要自律。其交友标准，奇就奇在志向理想之高标、才学自律之严格。
方式之奇
欲交奇友，必得奇法。为求奇友，青年毛泽东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创造了极富特色的交友方式。
广告征友，史无前例。如前所述，1915年秋毛泽东专门写了一则《征友启事》，到各所大中学校张贴。以贴广告的形式征友而不是征婚，这种方式，令人拍案叫绝。之所以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征友，说明他求友之心极为迫切。为什么这么迫切呢？一方面是身边挚友突然减少。1915年3月，与毛泽东交情深厚的同班同龄挚友易昌陶不幸病逝；6月，与毛泽东志趣相投的挚友蔡和森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7月，与毛泽东关系非常亲密的萧子升毕业，将去修业小学教书；9月，毛泽东的良师益友黎锦熙调入北京工作，担任教育部新教科书编审。半年内四位挚友相继离他而去，难免精神空虚，亟需填补友情空白。另一方面，救国的重任更加艰巨。1915年，日本加紧侵略中国，袁世凯卖国求荣，民族危机有不断加深之势。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迫切需要广交朋友共同奋斗。于是，便有了广发《征友启事》这一创举。
◆青年时代毛泽东。
以情待友，无私奉献。帮助朋友，毛泽东从来不遗余力。有一次，蔡和森家断炊了，为了减少开支，蔡和森背着一篮书去了爱晚亭，准备搞野外生存。毛泽东得知后，立马过江找萧子升想办法。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皆是杨昌济老师的得意门生，品学兼优，志趣相投，感情深厚，人称“湘江三友”。萧子升先后在修业、楚怡两所学校上课，工资待遇尚可。萧子升闻讯后，当即请假，带上4块大洋送给蔡母，并邀请蔡和森和自己同住，缓解了蔡家的困难。1918年4月，罗章龙想去日本留学，但经费困难，一筹莫展。毛泽东发动新民学会会员为他筹集了一半费用，并组织会员在长沙平浪宫饭铺设宴为罗章龙践行，临别之际赠七言古诗一首，即《送纵宇一郎东行》。涉及经济问题，毛泽东又坚持无私原则。好友萧子升说愿意花200大洋购买毛泽东最喜爱的77种书籍相赠，毛泽东婉拒了好友的盛情，并说朋友间即使是少量金钱也是不赠为好。毛泽东的原则值得借鉴，因为经济问题处理不好，容易产生隔阂，不利于朋友相处。
以诚谏友，胸怀坦荡。在与朋友交往中，毛泽东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往往直言不讳提出意见建议。如对好友彭璜，对其优点“志高有勇，体力坚强”给予充分肯定，对其缺点“感情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等则毫不留情给予批评劝诫。毛泽东与萧子升常有观点不一致，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好友。两人都试图说服对方，但往往谁也说服不了谁。萧子升写信说，后悔两人争论太多，“搅神废日”，今后应少争辩，以默默为准则。毛泽东回信说，争论恰恰有益于思想和学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人获一珠，家藏半璧，欲不互质参观，安由博征而广识哉”。同时他也认真反思自己“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有要加强涵养之意。两人虽然相互争论，甚至相互批评，但事后总是一笑了之，并不心生芥蒂。
◆新民学会成立会旧址。
结社聚友，求同存异。经过长期交往，毛泽东身边逐渐聚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谈论家国天下的大事。从1916年开始，他们谈得最多的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讨论了上百次之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生活。”1917年冬，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商量组织一个团体，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岳麓山下刘家台子蔡和森家成立。参会者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13人，最初会员共有20多人。大会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在讨论学会章程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张：“学会的学术研究应侧重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如何向上；学会的活动应侧重改造社会，改造旧环境，创造新环境；学会的发展应向政党发展。”但是，萧子升认为：“现在能够做的就写，不能做到的就不写。现在是学术团体，限于学术研究，修养道德，改良人心风俗。”多数会员同意萧子升的意见。于是学会的宗旨被定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从此，这批先进青年有了自己的组织。新民学会后来发展成为五四时期全国影响最大的进步团体之一。
青年毛泽东的交友方式堪称神奇，奇就奇在广告征友之新奇、以情待友之无私、以诚谏友之坦荡、结社聚友之团结。
效果之奇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青年毛泽东当初的交友目标是相互策励以进德修业和寻找同志以救国救民，而实际效果则超出了当时的设想。
首先，结交了奇杰之友。从1910年走出韶山冲，到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在十多年学习工作生涯中，青年毛泽东结交的朋友很多，其中有不少人堪称奇友。按照爱国、勇毅、有志、有才、自律的标准，大约有以下33位：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萧三、易昌陶、陈昌、罗章龙、李立三、罗学瓒、张昆弟、周世钊、陈书农、邹蕴真、熊瑾玎、李维汉、傅昌钰、曾以鲁、杨开慧、易礼容、陈子博、彭璜、贺民范、匡互生、欧阳泽、刘明俨、张国基、夏曦、罗宗翰、陶毅、李思安、陈赞周、邹鼎丞、叶兆祯等。其中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蔡和森、何叔衡、罗章龙、李立三、李维汉等；早期党员有何叔衡、罗章龙、易礼容、陈子博、彭璜、贺民范等；革命烈士有蔡和森、何叔衡、陈昌、罗学瓒、张昆弟、傅昌钰、彭璜、陈子博、欧阳泽、夏曦、杨开慧等；为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的有萧三、熊瑾玎、刘明俨、张国基、罗宗翰、李思安等；长期从事教育的有萧子升、周世钊、张国基、陶毅、刘明俨、曾以鲁、匡互生、邹蕴真、陈书农等。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左四）与辅仁学社成员罗章龙（左六）、邓中夏（左五）等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其次，确立了理想信念。在与朋友的切磋砥砺中，青年毛泽东提高了思想觉悟，快速地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运动期间，在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人推介下，热切搜寻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并在《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的影响下，从思想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罗章龙当时在北京大学上学，他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的一本。《共产党宣言》不长，全文翻译了……我们酝酿翻译时间很长，毛主席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 1920年11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致信罗章龙说：“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在致向警予信中，毛泽东得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所谓“另辟道路”“另造环境”，即抛却对改良主义的最后一点幻想，从行动上坚决走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
更重要的是发出了“建党先声”。新民学会会员在探索和交流中，发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呼声。1920年9月16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明确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这是史料记载的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毛泽东大约当年12月底收到蔡和森的来信，于1921年1月21日回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920年11月，毛泽东已接受陈独秀的委托，在长沙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因此他告诉蔡和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引导下，79名新民学会会员最终有42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0多名中共早期党员中，有9位来自新民学会。由于最先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并且为党培养了一大批早期党员和领导骨干，新民学会又被誉为“建党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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