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张国焘安全的警卫班长独自返回延安，周总理暖心劝慰，嘱咐他先不要哭，该怎么办？
1938年四月的一个夜晚，宝塔山顶的警报灯熄灭得比往常早，窑洞里却依旧人声稀落。警卫班长李凯国拖着沾满黄土的行囊，独自走进保卫局的小院，他的军帽边缘还挂着未干的雨滴。
门口当值的战士认出了他，愣了一下，随即跑去通报。伍修权快步迎出，只看一眼便低声询问张国焘的去向。李凯国抬手敬礼，嗓子哑得只剩气音：“首长在途中换车，把我支走了。”话未落，眼圈已红。他不敢失态，仍咬牙站着，肩膀微微颤动。
消息立即送往政治局机关。第二天清晨，周恩来从作战室赶来，院子里薄雾未散。看到李凯国，他先把对方按在木凳上，说了句：“先别哭，情况一步步讲清楚。”短短七个字，把慌乱稳住，也给在场众人一个节奏。随后记录员展开地图，讯问路线、车号、随行人数，李一一答复，细节到午间吃过的干粮。
追溯这一段波折，要从一年前讲起。1937年三月，中央保卫局奉命抽调警卫骨干，组建新的军委特勤班。局长周兴看中了李凯国——这个在红四方面军多次伤痕累累却从未掉队的小个子。李原本盼着去前线，得知任务是贴身保护张国焘，心里直打鼓。红军里流传一句顺口溜：“伴君如伴虎，走错半步丢脑壳。”句子虽俗，却真实映照了张的复杂脾气。
三月底，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做出处理。公开场合里张显得收敛，私下却更沉默。他搬到东山一处废弃寺庙，令人意外的是，那里常有一位外号“张局长”的陌生人来访，两人不是下围棋就是关起门低声交谈。出入寺门时，连李凯国都被挡在院外，气氛紧绷得像拉满的弓弦。
到了清明前夕，陕西省府发函邀请边区代表参加中华民族先祖祭陵。中央原本打算派副主席，也算礼节应付，张国焘却坚持以边区政府代理主席身份亲自前往。安全等级随之提升，周兴给李凯国下达硬指标：既要防国民党特务，又要保持合作姿态。表面是护卫，实际上要随时处理临机状况。
队伍抵达中部县时，蒋鼎文等国民党要员亲自设宴。木牌坊上红绸高挂，张国焘在绸缎之间频频被推举发言。而另一边，警卫班被安排在县署后院的土灶旁，粗茶配冷馍。李凯国看在眼里，只觉礼遇差异倒在其次，更担心背后潜藏的政治算盘。宴席结束，张国焘突然提出将一名年轻警卫张海留下“跑腿”。理由冠冕堂皇：需要随时联络地方绅士。李据理劝阻，张却冷声一句：“越过我的命令，就是渎职。”短暂对视后，李只能照办。
回程途中，护卫队被分为三路。张国焘与“张局长”改乘汽车南下，李凯国则带余部折返延安。那段日子，战士们对首长动向议论纷纷，却无从求证。李心里越压越沉，最终选择连夜赶路，独自先行上报。正是这次先行，让中央第一时间掌握了张的动向，也保住了后续应对的主动权。
随后发生的事在档案里并不陌生：周恩来赶赴武汉，提出“回延安交代、申请长期病假、声明脱党”三项选择。张国焘沉默良久，选了第三条。不久，他公开出现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军委招待会上，与蒋介石握手。不到半年，中央正式宣布开除其党籍。至此，一位曾在红军纵横千里的领袖，与旧日战友彻底分道。
李凯国的悲愤难以言说。护卫职业告诉他应对被保护对象绝对忠诚，但党性又提醒他，对背叛必须零容忍。这种撕裂感在那一刻爆发成泪水，也解释了为何他进院第一句话就哽咽。周恩来安慰完后，拍着他的肩膀说道：“记住，职责尽到了，就是合格的战士。”一句朴素评价，将个人情绪放回组织坐标。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风波让中央保卫工作出现一次系统性检讨：如何在联合战线的礼节往来中保持警惕，如何让警卫既听命于首长又服从组织，如何防止个人野心借外部力量发酵。文件里提出“警卫听命双轨制”，即首长指令若与中央安全原则冲突，前者自动让位。该制度后来在延安保卫部门内部口头称为“李凯国条款”，虽然未见正式用名，却在实际执行中生效多年。
张国焘的后半生颠沛流离，最终客死异乡，这里不再赘述。李凯国则在1945年调往东北，继续在保卫岗位奔走。他没再见过张，也从不提那段插曲。但熟悉他的人说，每逢清明时分，他都会把警帽放在桌上，轻轻抹去尘土，然后默默坐一会儿。有人猜他在悼念昔日同袍，也有人说他在提醒自己：信任，一旦裂开，补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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